那年我13岁，刚从深圳转到都柏林的Blackrock College国际初中部。说实话，第一次听说‘世界学者杯’（World Scholar’s Cup）时，我以为是老师随口一提的课外活动——直到看到往届学长捧着银奖证书站在礼堂台阶上，背景是哥特式尖顶和飘着细雨的爱尔兰灰天空。
我的初始条件很普通：校内GPA 3.4，英语口语结巴，连‘scholarship’都常念错。但班主任Ms. O’Sullivan没让我退缩，反而拍着我肩膀说：‘在爱尔兰，竞赛不是拼刷题，是学会用问题去撬动世界。’她推荐我加入学校的‘WSD Club’（世界学者杯学生社团），每周三下午在Old Library阁楼备赛——那里有发霉的牛津哲学手稿复刻本、一台总卡顿的iMac，还有爱尔兰特有的、永远晾不干的羊毛袜味道。
核心经历：决赛前夜，我在都柏林码头改完最后一版演讲稿
2024年7月12日，新加坡全球轮。我抽到辩题‘AI should replace human judges in minor legal cases’。出发前一周，我的初稿被Ms. O’Sullivan退回三次——她说：‘这不是伦敦辩论社的套路，你要带点爱尔兰的思辨味：质疑权力，但先尊重程序。’最终，我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合作的备赛营里，用《爱尔兰宪法第34条》切入法律伦理，配合自己采访本地社区调解员的录音片段——银奖揭晓时，我正咬着一块Bewley’s咖啡馆的scone，糖霜掉在领结上。
坑点也真实得扎心：① 赛前两周，我发现官网报名系统对‘爱尔兰初中学籍’识别异常，差点错过组队截止（后来靠学校教务处用.edu.ie邮箱人工提交）；② 模拟答辩时，我总把‘decolonization’读成‘dec-o-lo-ni-zay-shun’，外教直接递来一盒Tayto薯片，背面印着发音口型图——爱尔兰人的幽默式纠音，至今救我于口语考试；③ 团队分工混乱，直到我们用Dublin City Council青少年项目模板做了责任甘特图，才稳住节奏。
解决方法很‘爱尔兰’：找本地资源硬核托底。比如用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的免费学术数据库查原始案例；加入Dublin Debating Union中学生分会每月open mic练即兴反应；最关键的是，把学校‘Scholarship Mentor Scheme’里退休法官Mr. Hayes请来当模拟评委——他批注的A4纸上，蓝墨水字迹旁全是茶渍圈。
现在回看，最大的意外收获不是奖牌：而是通过WSD社群，我结识了来自科克郡农场的队友Eoin——他教会我用泥炭沼泽碳测年数据解读气候议题，而我在深圳做的城市热岛调研，帮他拿到了爱尔兰科学基金会青少年研究资助。原来所谓‘全球视野’，从来不是俯视世界，而是蹲下来，看清彼此土地上的裂纹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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