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从上海转学到奥克兰的St. Cuthbert’s College附属初中部。说实话,第一次走进Group Learning Hub(小组学习舱)时,我特慌——黑板没写名字,座位没标签,老师只说:‘今天你们自己决定谁当记录员、谁做时间官、谁带提问包。’
我的背景很简单:英语口语弱(当时雅思青少版才4.5),习惯埋头刷题,连小组讨论发言都手心冒汗。但新西兰初中不鼓励‘单打独斗’:每周三下午是Peer Coaching Hour(同伴教练时间),全校六年级到八年级学生按‘强弱组合’结对——不是成绩高低配,而是按学习风格配:比如我被分给擅长视觉化表达的毛利裔女生Hine,她用思维导图帮我理清科学课的光合作用流程;而我则帮她用中文谐音法记英文动词过去式。
转折点发生在2024年9月的跨学科项目:我们组要设计一个‘可食用地景’方案,需融合地理(土壤pH值)、数学(面积预算)和艺术(模型搭建)。起初我坚持自己画草图,结果两天没出成果;直到Hine把iPad推过来,指着协作白板上大家实时标注的7个疑问点说:‘你看,Tama查了肥料数据,Aroha拍了校园后院视频,现在缺的是你的计算逻辑——你来主持建模环节?’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不会’不是短板,而是启动协作的开关。
当然也踩过坑:第一次Peer Review(同伴互评)我写了满页‘太棒了!’结果被老师退回,要求必须引用对方发言原句+具体建议(比如‘你提到雨水收集系统,如果加装过滤阀,能提升30%净水率——我查了NZ Water Standards第4.2条’)。后来才知道,这叫‘责任性反馈’(accountable feedback),是新西兰教育部2023年《Learning Communities Framework》硬性要求。
现在回头看,正向同伴文化不是靠口号,而是靠制度设计:每学期初签署《Collaboration Charter》(协作宪章),包含‘我承诺不打断别人发言’‘我主动分享失败案例’等5条;教师全程退为观察者,只在小组卡点超3分钟时递出‘问题提示卡’。最意外的收获?去年代表学校参加NZ Youth Science Fair,我们的‘蚯蚓堆肥社区方案’拿了区域银奖——而团队里三个成员,半年前还互相不敢叫全名。
如果你也在纠结孩子是否适合国际初中,我想说:别只看标化分数,先问问TA愿不愿意在‘同伴教练时间’举手当一次记录员。真正的学习跃迁,往往始于一次被托住的笨拙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