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1岁，站在都柏林St. Columba’s College的招生面试室门口，手心全是汗——不是怕考不过，而是第一次被问：‘如果下周要组织一次环保义卖，你打算怎么决定卖什么、定价多少、分给谁负责？’说实话，当时我特慌。在国内从没想过‘决定’还能有‘方法’。
背景铺垫很真实：我小学数学中等，表达偏内向，家长诉求很朴素——别让孩子只会刷题，得学会自己拿主意。我们对比了3种路径：本地国际部（课程封闭）、线上IB初中（缺社交）、以及爱尔兰这所小班制基督教背景国际初中（每班≤14人，含每周1节‘决策工作坊’）。
核心经历发生在2024年10月：老师让我们用‘五步决策模型’策划校园旧书漂流角。第一步‘定义问题’——我们发现32%的同学抱怨找不到适合年龄的英文读物；第二步‘列出选项’时，有人想直接捐书，我提出‘先调研年级偏好’；第三步‘评估利弊’，我们做了张简易打分表（时间成本/参与度/可持续性）；第四步‘做选择’，选了‘图书盲盒+阅读打卡’组合；第五步‘复盘’——首周借阅率78%，但低年级反馈字太小。老师没表扬‘成功’，只说：‘你看，数据帮你把感觉变成了依据。’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什么叫‘科学决策’。
坑点拆解也很实在：第一次小组决策时，我坚持己见否决他人提议，结果活动执行卡壳。老师没批评，只递给我一张‘共识温度计’量表（1–5分标定每人支持度），要求低于3分必须暂停，重新澄清逻辑。第二次用这个工具，我们花了25分钟讨论‘为什么觉得定价太高’，最后发现是成本估算漏了打印费——细节暴露在阳光下，情绪自然就让位给了事实。
现在回头看，这种训练早已溢出课堂：去年帮妈妈对比都柏林三家牙医诊所（保险覆盖范围/预约时效/儿童安抚措施），我自觉列了加权评分表；申请中学交换项目时，不再问‘哪个学校名气大’，而是查该校近三年学生‘独立课题完成率’和‘跨学科合作频次’。决策不再是拍脑袋，而是一套可拆解、可迭代、带校验的思维操作系统。
总结建议，就三条：第一，找课程明确写进‘批判性思维’或‘元认知策略’的教学大纲；第二，观察老师是否真用工具（如决策轮盘、利弊矩阵板）而不仅是讲概念；第三，看孩子回家聊的，是‘今天学了什么知识’，还是‘今天我的想法被怎么挑战又怎么升级了’——后者，才是科学决策扎根的声音。
恭喜您，成功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