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2023年8月拖着印着小熊维尼的行李箱站在我寄宿家庭门口时，我连‘G'day’都说不利索。那年我13岁，在墨尔本Box Hill中学读Year 8——不是为了考ATAR，而是我妈一句‘先看看世界长什么样’。
开学第三周，地理老师Ms. Lee让我们画一张‘我的连接地图’：用线把‘我’和三个‘更大的世界’连起来。我画了老家苏州的外婆、刚加微信的寄宿姐姐（她正为巴勒斯坦停火请愿）、还有学校后山那只总偷我三明治的笑翠鸟。交作业那天，她指着笑翠鸟问我：‘它不会说中文，也不关心你的期末分数——但它和你共享同一片空气、同一场暴雨。这算不算一种意义？’
那一刻我特慌。以前‘人生意义’是作文题里的套话；可当我在Camberwell跳蚤市帮难民家庭孩子教折纸（他们送我一串手工木雕星星），当我把校刊采访改成双语版发给中文社区中心——这些事没加分、没证书，但它们让我心跳加速。原来‘连接’不是宏大叙事，是蹲下来听别人讲三分钟故事时，掌心出汗的实感。
当然也踩过坑：2024年3月，我主动报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墨尔本青年论坛，结果发现要自己写英文提案+找老师担保。当时我托福才6.5，写了七稿都被英语老师退回，最后一稿她只改了一个词：把‘I want to help’换成‘We breathe the same air — let’s build shelters together.’ 就这一句，让我从听众变成主讲人。
现在回头看，所谓‘价值观成长’，不是突然顿悟，而是在超市排队时帮印度奶奶拎袋，在科学课用中文给全班翻译碳中和报告，在WhatsApp群转发悉尼原住民土地权讲座链接……那些微小选择累积成岸——2024年12月，我收到墨尔本大学青少年公民计划邀请函，附言写着：‘你让抽象的‘全球公民’有了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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