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2023年春天收到布里斯班St Hilda’s初中开放日邀请函时,我手心全是汗——不是为女儿Lily的英语成绩(当时YLE Flyers刚拿金奖),而是为那个被我们反复回避的问题:‘她真的想离开上海,去一个连地铁都没有的小城读初中吗?’
我们最初把选择权锁在‘家长端’:查排名、比学费(每年约3.2万澳元)、看IB衔接率。直到Lily某天蹲在书房地毯上,用彩笔在打印的布里斯班卫星图上圈出Coorparoo和Manly两个区,小声说:‘妈妈,这里离海近,而且学校网站照片里有沙滩社团。’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她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决策的第一当事人。
后来我们做了三件‘反常规’的事:
① 带她参加Zoom家长会,但关掉麦克风——让她听招生官讲‘每天2小时户外探索课’时的表情;
② 把两所候选校的《学生行为守则》翻译成中文,让她划出‘能接受’和‘不能接受’的条款(她划掉了‘禁止染发’,却接受了‘每周必须参与社区服务’);
③ 在布里斯班租房时,让她用Google Maps Street View‘云踩点’,最终选定距学校步行8分钟、窗外有桉树的公寓——而那里,正是她后来在生物课上研究考拉栖息地的起点。
当然也有翻车时刻:Lily坚持选有马术课的学校,可报名后才发现需自备护甲($480澳元)。那天她攥着收据蹲在阳台哭,我第一次没说‘早告诉你别贪玩’,而是陪她写邮件给校方——结果校方协调了旧装备租赁计划,还邀她加入马术社纪录片小组。原来,孩子知情选择的价值,不在避免所有错误,而在让每个坑都变成她亲手搭建的认知台阶。
现在回头看,真正改变的是我的认知:国际初中教育不是‘家长铺路,孩子走路’,而是‘一起测绘地形,孩子执笔标注兴趣坐标’。Lily在布里斯班第一学期末的反思报告里写:‘我选的不是学校,是未来三年每天睁眼就想冲向操场的理由。’ ——这句话,比任何录取通知书都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