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我13岁,拖着印着都柏林圣三一学院Logo的帆布包,站在Blackrock College(布莱克罗克学院)校门口——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温州老家,连‘导师’这个词都以为是大学才有的。
说实话,刚入学两周,我几乎不举手发言。英语课堂上一开口就结巴,连‘I think…’都说不顺。直到我的导师Ms. O’Sullivan——一位戴圆框眼镜、总在笔记本上画小太阳的爱尔兰老师——在第三周课后拦住我:‘You’re not quiet. You’re listening deeply. Let’s turn that into a project.’
她没给我刷题计划,而是带我去参观了学校屋顶农场。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数蜂箱、测雨水pH值,她突然问:‘If you could teach one thing to Year 7s next term, what would it be?’ 那一刻我心跳加速,但不是因为紧张——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当成本身就有答案的人。
三个月后,我主策划的‘Green Week’落地:组织12个班级用回收塑料瓶建生态角,邀请本地环保NGO来校讲座,甚至说服校长批准我们在食堂增设素食日。最惊喜的是——导师把我写的活动提案,直接发给了都柏林教育局青年参与项目组,他们居然回信邀请我们代表爱尔兰中学生参加2024年欧盟青年可持续发展论坛。
现在回头看,真正改变我的不是课程难度,而是每周15分钟‘无议程导师时间’:没有成绩汇报、不谈升学压力,只有Ms. O’Sullivan一句‘What mattered to you this week?’。原来个性化成长,从来不是被‘定制’出来的,而是在被真正看见后,自己长出来的枝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