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新加坡读初中那年，我第一次真正懂了‘生命’两个字？

说实话，2023年9月刚进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校（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国际部初中时，我对‘生命教育’四个字的理解，还停留在生物课上画心脏结构图——直到那个雨天。

那天我们全年级被带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临终关怀中心做志愿服务。我的任务是陪一位晚期癌症的阿嫲看相册。她指着泛黄照片里年轻时的自己，轻轻说：‘孩子，不是所有生命都长得久，但每一段，都值得被好好记住。’我握着她枯瘦的手，眼泪掉进口罩里——那是我13岁以来第一次不为考试哭，而是为‘存在本身’而震动。

后来我才明白，这正是新加坡教育部强制推行的‘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CCE）’课程里的核心模块：生命教育不是讲义，是体验。比如每周三下午的‘Lifeskills Lab’，我们会用真实数据模拟突发疾病救治流程；又比如2024年3月校方组织的‘Grief & Gratitude Walk’，绕着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徒步，边走边写下‘最想对已逝亲人说的话’和‘今天想感谢的一件小事’——我写了爷爷和早餐里的鸡蛋，字迹被雨水晕开，却特别清晰。

当然也踩过坑。第一次参加‘生死观讨论课’，我脱口而出‘人死如灯灭’，结果被老师温和追问：‘如果明天你确诊绝症，这句话能让你今晚睡得更安稳吗？’当时我特慌，脸烧得通红。但正因如此，我才开始读新加坡作家许维贤的《病床七日》，并在2024年6月的校际CCE成果展上，用短视频呈现本地老人院志愿者的真实访谈——标题就叫《他们记得我的名字》。

现在的我，再看到流浪猫受伤会蹲下包扎，再听同学失恋倾诉不再只说‘别难过’，而是问‘你希望我陪你做什么？’。原来尊重生命，不是宏大命题，是每天多一次俯身、多一句确认、多一秒耐心。在新加坡的两年，我没考过年级第一，但学会了如何让‘活着’这件事，更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