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我陪13岁的儿子Leo在芝加哥西郊一所IB初中报到。他穿着新买的校服衬衫，攥着课程表的手心全是汗——说实话，我当时以为只是普通开学焦虑。
直到第三周家长会，英语老师Ms. Reed悄悄对我说：‘Leo上周两次在课堂上打断我，说“老师，这不公平”——他说的不是作业量，是小组分组规则。他觉得按能力分组‘伤害了同学自尊’，可我们的教学设计本就是分层支持。’
那一刻我特慌。我们家信奉‘不比较、不标签’的教育观，连成绩单都从不排名；而学校把‘差异化教学’写进官网首页，把学生按阅读水平分进‘Eagle’‘Owl’‘Fox’三个阅读群——名字可爱，逻辑却坚硬得像芝加哥冬天的湖风。
坑点就藏在这‘可爱’里：第一次调解失败，是我直接找校长投诉‘分组歧视’，结果被温和提醒：‘IB理念中，“公平”不等于“相同”，而是“给每个孩子刚好需要的支持”。’当时我脸烧得厉害——原来我的母语是‘平等’，学校的母语是‘公正’。
转机来自一次三方会谈：我带上Leo手绘的‘班级分组愿望卡’（画了三只手拉手的小熊），老师带来真实分组数据图，辅导员用平板调出Leo上周独立完成的拓展任务记录。我们终于听懂彼此的话：他抗拒的不是分组本身，而是‘被定义’的瞬间；而学校需要的，是一个能表达需求、而非仅用沉默抗议的孩子。
现在Leo自己申请加入‘Peer Mentor’项目，帮新生适应分组系统。上周他回来跟我说：‘妈妈，原来“公平”和“照顾感受”可以一起存在——就像学校允许我选修中文课，也鼓励我参加辩论社。’那天晚饭，我们全家第一次没聊成绩，只聊了他教新同学辨认校徽上那只狐狸的尾巴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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