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3岁,刚从深圳飞抵珀斯,在Koondoola Secondary College读8年级。说实话,开学第一天我就特慌——不是因为听不懂英语,而是发现课间没人和我搭话,连小组合作时,大家也自然分成几圈,而我站在圈外。
转折点发生在2024年3月的‘NAIDOC Week’(澳大利亚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周)。老师让我们和搭档一起设计文化海报。我的搭档是Yara,一个说话轻声、总扎着靛蓝头巾的努恩加尔(Noongar)女孩。她第一次提起自己祖母每天凌晨四点去河岸采集药草,却因为校餐菜单常年没有无麸质选项,常饿着肚子上完上午课。
坑点1:我以为‘尊重文化’就是不问敏感问题——结果整周都只点头微笑,连Yara问我‘你家乡有类似的食物禁忌吗?’都不敢接话,怕说错。直到第三天午饭,她默默把三明治推过来一半,小声说:‘这是祖母教的野生香料腌的鸡肉,没放小麦粉。’那一刻我脸烧得发烫,不是尴尬,是愧疚。
解决方法:第二天我翻出学校官网的‘Indigenous Engagement Policy’,查到他们有‘Cultural Buddy Program’,立刻邮件预约协调员。还用手机拍下家里妈妈做的藜麦饭+山楂卷,发给Yara:‘这是我奶奶的胃药饭,我们交换食谱?’——原来同理心不是等理解后才行动,而是带着笨拙的好奇,先递出第一份午餐。
意外的是,4月起,Yara邀请我去她家社区中心帮忙整理‘Story Place’儿童绘本角;6月我俩联合发起‘Taste & Talk’午餐会,邀请全校带一道承载家族记忆的食物。最惊喜的是:2024年9月,校长在晨会上宣布,明年食堂将新增3款原住民传统食材菜品,并启用学生共创菜单机制——而我的手绘菜单一角,印在了公告栏最上方。
现在回看,所谓‘跨文化理解基础’根本不是考出来的知识,而是在珀斯湿热的九月午后,你是否愿意拆开自己的饭盒,把它推过去一点。


